有恒产者有恒心（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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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已”这句话怎么理解？

意思是：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就会胡作非为，违法乱纪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

出自战国孟子的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，选自《孟子》卷五。

节选原文：

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贤君必恭俭、礼下，取于民有制。

译文：

民有一个基本道理：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就会胡作非为，违法乱纪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

等到他们犯了罪，然后加以惩罚，这等于陷害百姓。哪有仁爱的人坐朝，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呢？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认真办事、节省费用、有礼貌地对待部下，尤其是征收赋税，要有一定的制度。

扩展资料

《孟子》一书七篇，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，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，对弟子的言传身教，游说诸侯等内容。

《孟子》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、政治观点（仁政、王霸之辨、民本、格君心之非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）和政治行动，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，属儒家经典著作。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，主张德治。

本句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。孟子认为，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，所以恭俭对待人民，要“取于民有制”。

孟子提出民本思想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烙印的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问题严重，连年的战争，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。到了战国后期，战争的规模又不断升级，饱受战争之苦的是广大平民。

孟子虽为贵族后裔，但也是平民出身，切切实实地感受过战争割据带给百姓的创伤，自小内心便有着一颗仁义之心。

孟子在游学过程中结识儒学，并拜在曾子门下，潜心研究儒学。儒学的“德治”主张同孟子的想法不谋而合，使得他更加潜心的研究。

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，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，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。

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意思是说，人民放在第一位，国家其次，君在最后。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，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。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，人民有权推翻政权。

之后，孟子在这一基础上又提出了“仁政”学说，这一学说充分贯彻了孟子所向往的“民本”，更加完整。

孟子也带着自己的学说往来于各国之间，游说各国君主，期待能够运用自己的学说治理这个乱世。很多人多说孟子是个杰出的游说家，在他的众多游说中，都用他那雄辩才略让君王点头称道，最出名的莫过于他与梁惠王的多次辩论。

参考资料来源：百度百科--孟子·滕文公上

“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的含义是什么？

这句话的基本翻译是：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,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,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,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

这句话出自孟子的《孟子 滕文公上》。

孟子是想说，先让人有恒产，而后再让人有恒心，最后让人人都成为君子（士），如此则天下大治。因此孟子在谈教化黎民的方法。

但是，记住重点，孟子的终极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变成君子（士），这个有恒产，然后有恒心其实是所谓的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，是对现实的妥协。并不是说孟子就认为，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就是一种理想状态。

参考资料

知乎.知乎[引用时间2017-12-19]

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”是什么意思？

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,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,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,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

这句话出自于孟子的《孟子梁惠王上》。

孟子： 孟子（前372年－前289年），名轲，字子舆（待考，一说字子车或子居。按：车，古文；舆，今字。车又音居，是故，子舆、子车、子居，皆孟子之字也）。汉族，战国时期邹国人，鲁国庆父后裔。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，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，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，有“亚圣”之称，与孔子合称为“孔孟”。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，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。孟子及其门人著有《孟子》一书。

孟子梁惠王上，古文。主要表述孟子劝解梁惠王做一个仁君的故事。原文：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？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？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（jí）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(yōu)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（hé）。王在灵沼，於（wū）牣（rèn）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（hé）丧？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（cù）罟（gǔ）不入洿（wū）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

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；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

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。为民父母，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。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；南辱于楚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。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王请勿疑！”

孟子见梁襄王。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

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

‘孰能与之？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，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可得闻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，则可以王矣？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龁曰，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！’不识有诸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。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。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王说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’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‘明足以察秋毫之末’，而不见舆薪，则王许之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，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？”

曰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之！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

王曰：“否。吾何快于是？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？”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？轻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

曰：“否。吾不为是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？”

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曰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

曰：“楚人胜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盖亦反其本矣。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惛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

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。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为什么说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？

首先孟子这段"恒产"的议论后面就是关于"井田"制的言论，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所以孟子的"恒产"论是土地国有制的井田制下的"恒产"论。这样的"恒产"论只能是劳动者稳定地占有、使用、经营国有土地，而不是拥护土地私有制。

其次，在孟子看来，有固定产业的人思想稳定，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思想不稳定，这些思想不稳定的人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。

第三，在这段文字之后，孟子又讲了农家的许行及"其徒数十人"，从楚到滕，而对滕文公说："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，愿受一廛而为氓。"许行和他的门徒听说膝文公要行仁政，就表示愿受一廛（住宅）而为氓（民），按周代的制度对外来的民众，受住宅（廛）和土地是同时进行的。这正说明所谓"恒产"就是对授给的国有土地有稳定的使用权。战国中期，由于广泛存在的个体农民在国家赋税、徭役的盘剥下和自然灾害的打击下，纷纷破产，无法进行再生产，这时孟子倡导"恒产"，对稳定个体农民经济、发展生产是有利的。

总之，孟子主张收十分之一、九分之一的农业税和采取单一税收形式，减轻农民负担，让他们富起来，这有一定积极意义。但其中也夹杂了不少保守、过时、迂阔和不切实际之处。

孟子，姬姓，孟氏，名轲，字子舆（待考，一说字子车、子居），战国时期邹城（今山东邹城市）人。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与孔子并称“孔孟”。

韩愈《原道》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“道统”的人物，元朝追封孟子为“亚圣公”，尊称为“亚圣”，《孟子》一书，属语录体散文集，是孟子的言论汇编，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，倡导“以仁为本”。代表作有《鱼我所欲也》《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》和《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》，《寡人之于国也》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。

“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”是什么意思？

意思是：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就会胡作非为，违法乱纪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

出自战国孟子的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，选自《孟子》卷五。

节选原文：

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贤君必恭俭、礼下，取于民有制。

译文：

民有一个基本道理：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就会胡作非为，违法乱纪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

等到他们犯了罪，然后加以惩罚，这等于陷害百姓。哪有仁爱的人坐朝，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呢？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认真办事、节省费用、有礼貌地对待部下，尤其是征收赋税，要有一定的制度。

扩展资料

《孟子》一书七篇，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，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，对弟子的言传身教，游说诸侯等内容。

《孟子》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、政治观点（仁政、王霸之辨、民本、格君心之非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）和政治行动，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，属儒家经典著作。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，主张德治。

本句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。孟子认为，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，所以恭俭对待人民，要“取于民有制”。

孟子提出民本思想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烙印的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问题严重，连年的战争，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。到了战国后期，战争的规模又不断升级，饱受战争之苦的是广大平民。

孟子虽为贵族后裔，但也是平民出身，切切实实地感受过战争割据带给百姓的创伤，自小内心便有着一颗仁义之心。

孟子在游学过程中结识儒学，并拜在曾子门下，潜心研究儒学。儒学的“德治”主张同孟子的想法不谋而合，使得他更加潜心的研究。

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，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，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。

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意思是说，人民放在第一位，国家其次，君在最后。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，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。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，人民有权推翻政权。

之后，孟子在这一基础上又提出了“仁政”学说，这一学说充分贯彻了孟子所向往的“民本”，更加完整。

孟子也带着自己的学说往来于各国之间，游说各国君主，期待能够运用自己的学说治理这个乱世。很多人多说孟子是个杰出的游说家，在他的众多游说中，都用他那雄辩才略让君王点头称道，最出名的莫过于他与梁惠王的多次辩论。

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是什么意思？

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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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自：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民之为道 也,有恒产者有恒心,无恒产者无恒心

孟子曰：“民事不可缓也。《诗》云：‘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绹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’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贤君必恭俭、礼下，取于民有制。阳虎曰：‘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。’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

【译文】

滕文公问孟子治理国家的事情。

孟子说：“老百姓不能让他们懈怠懒惰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白天割取茅草，晚上绞成绳索，赶紧修缮房屋，到时播种五谷。’人民有一个基本情况：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，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。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就会胡作非为，违法乱纪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等到他们犯了罪，然后加以惩罚，这等于陷害百姓。哪有仁爱的人坐朝，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呢？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认真办事、节省费用、有礼貌地对待部下、尤其是征收赋税，要有一定的制度。阳虎（即阳货，鲁季氏家臣）曾经说过：‘一心要发财致富，便不能仁爱了，要仁爱，便不能聚敛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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